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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8年 32卷 6期
刊出日期:2018-11-16

哲学
社会学
经济学
文学
文化
法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
1 汪三贵
中国40年大规模减贫:推动力量与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按照2010年的贫困线估计,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减少到2017年底的3 046万人,累计减贫约74亿人,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为2017年底的31%。中国取得如此大规模减贫成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扶贫开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在多个方面的制度优势是大规模减贫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障。未来三年,中国仍然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人群的贫困问题,从而实现到2020年消除现有标准下绝对贫困的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8 Vol. 32 (6): 1-11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8703KB] ( 0 )
12 祁凡骅,林欣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变革逻辑——基于166项干部人事政策的样本分析
干部人事制度的政策取向包含控制和发展两个维度。对于执政党来讲,政权的控制是基础,整体的发展是关键。改革开放40年的干部人事制度变革,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控制和发展偏好。从政党治理和领导力的视角出发,将干部人事政策分为控制导向政策、发展导向政策和综合性政策三类,对改革开放40年的166份干部人事政策进行梳理、编码、分类及量化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干部人事政策取向在发展和控制之间波动摇摆,但总的趋势是发展相对稳定,控制逐渐加强。党的十九大后干部人事政策的发展权重得到提升,干部人事制度将呈现问题导向、创新导向、能力导向、智能化导向等特征。
2018 Vol. 32 (6): 12-21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7949KB] ( 0 )
22 周蔚华
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的四大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出版业进行了一系列以问题为导向的体制改革。出版体制改革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四个方面:通过供求关系、价格、资本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体系等改革举措充分发挥市场在出版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打开市场准入壁垒,在出版领域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参与出版活动的所有制结构;明确出版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建立既符合精神生产规律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运行机制;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体制、建立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市场监管等举措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四个问题都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保障。
2018 Vol. 32 (6): 22-32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8650KB] ( 0 )
 哲学
33 冯颜利
新时代哲学的使命:范式创新、思维革命、方法论自觉
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根据时代、实践、认识的发展不断创新,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源泉,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动力。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把握三个重点方向:范式创新、思维方式革命、方法论自觉。以“问题”为导向的范式创新是基础;立足“时代化”“中国化”“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与体系革命是关键;包括敢于直面问题、应对挑战,善于重塑理论、彰显特色,既尊重群众智慧、又充分发挥个体优势的方法论自觉是核心。
2018 Vol. 32 (6): 33-41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42 杨武金
比较与诠释视野下的墨家逻辑思想探视
墨家逻辑研究自梁启超、胡适、章太炎以来,比较与诠释一直都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墨家逻辑研究应该从三个结合点上来进行:第一,对象逻辑与元逻辑研究相结合;第二,逻辑理论与逻辑应用研究相结合;第三,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研究相结合。墨家逻辑的最终目标是要“处利害,决嫌疑”,要完成这个任务,最为根本地就是要明是非之分,而为了达成这个主题,还需要察名实之理,明同异之处。明同异之处的关键就是要在推理论证的过程中坚持类同类异原则。正是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墨家提出了故、理、类“三物”逻辑思想。关于具体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墨家总结出来了“譬”“侔”“援”“推”等具体论式。关于如何处理“异法”即具有复杂性问题的方法,墨家提出了“两而勿偏”等权衡是非利害的辩证思维方法,这在本质上与现代逻辑中的道义逻辑等相通。
2018 Vol. 32 (6): 42-52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经济学
53 杨天宇,张令达
如何实现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客观阶层标准的实证分析
基于城乡收入口径统一的微观数据库CHIP2013,采用有限混合模型提供的客观阶层标准代替人为确定阶层上下限的主观阶层标准,测算了全社会各阶层的人口规模、收入份额和收入来源。测算结果显示,由于将数量庞大的农村低收入家庭纳入分析范围,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仅为1063%,而低收入者比重却高达5404%,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型分配格局。对实现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一是缩减低收入者比重,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方面的实现途径不尽相同。前者最重要的实现途径是提升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而后者最重要的实现途径是提高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此外,农村人口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缩小区域之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等,都对实现橄榄型分配格局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018 Vol. 32 (6): 53-65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66 姚东旻,颜缙,李静
从政策文本出发分析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本逻辑
事权是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关键突破口。政府规范性文件和权力清单是刻画我国事权实际划分情况最基本的分析依据。在纵向维度,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本模式从“集权—分权”循环的事权调整转变为寻求“适度集权”下的事权匹配。在横向维度,“取消事项”是政府单独发文的主要事权调整项目,以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而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本质依据则是权力的基本属性——强制性和直接性。不同强弱程度组合的强制性和直接性事权分别构成了我国的中央事权、辖地事权和共担事权。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应不拘泥于财政联邦制的理论框架,关注我国事权划分及其演变的实际情况,从而还原我国事权划分的内在规律。
2018 Vol. 32 (6): 66-77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社会学
78 朱斌1,苗大雷2,李路路1
网络媒介与主观公平感:悖论及解释
在一个社会不平等维持在较高水平的社会,主观公平感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聚焦于客观社会经济结构与主观公平感的关系,揭示了其中存在的社会认知机制与相对剥夺机制,却较少关注影响这两种机制的具体因素。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介的使用对主观公平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媒介的“守门人”效应更弱,使用者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社会不平等信息。这一方面提高了网络媒介使用者感知到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另一方面,网络媒介使用者通过向下比较反而降低了相对剥夺感,从而提升了个人公平感。这一发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主观公平感的变迁趋势,应引起各界重视。
2018 Vol. 32 (6): 78-89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90 张肖阳
后《巴黎协定》时代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治理进程目前已经进入后《巴黎协定》时代。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带来了一系列“政治不确定性”,动摇了国家行为体间气候治理的领导力。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是气候治理全球领导力重建的前提。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主要基于四重背景,并依赖三个必要条件:尊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识别气候正义基本共识形成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正确认识和把握气候变化应对与治理领导模式转型的历史时机,寻求与非国家行为体达成基本共识。“共同的人类身份”可以为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提供理论基础。习近平的两个“共同体”思想既是中国气候正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方针,也可以为国际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提供中国思路。
2018 Vol. 32 (6): 90-100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法学
101 姚辉,李付雷
“理性他者”的依归——让与担保实践争议探源与启示
在实践中,让与担保无论是被认定为无效还是承认其债权效力,抑或立法予以成文化,都没有脱离物债二分的窠臼,究其实质不过是对财产权体系进行人为划分的结果,难以妥善解决让与担保纠纷。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应该回归契约规范主义,依据“转让标的物的所有权来担保债权实现”的意图来认定让与担保;加强对债务人的保护,尤其要保障其请求清算的权利,兼顾交易安全。因让与担保的“手段超越目的”属性违背了物尽其用的潮流,未来民法典不宜将其作为一项典型担保予以承认,而应继续根据契约规范主义来处理实践纠纷。但是,民法典应在担保登记、执行方式、标的范围、交易模式等方面给予经验习惯以更大包容性。此外,通过对让与担保进行公示以加强对债务人的保护,减少纠纷的发生,亦能弥补典型担保趋于僵化之弊端,以因应担保交易的活跃性和创新性。
2018 Vol. 32 (6): 101-113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114 高仰光
注释法学的“拜占庭血统”与“波伦那气质”——以《优士丁尼新律》三个版本的传播史为中心
学界通常认为,注释法学发轫于12世纪的波伦那,是现代西方法学的源头。然而,值此之时,以罗马法注释为载体的法学教育在君士坦丁堡已经存在了五百年之久,并发展出形式多样的注释体例。从《优士丁尼新律》的三个版本在意大利迭次传播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波伦那的注释法学与君士坦丁堡既有的法学注释活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连续性”。但是,从12世纪开始,波伦那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区隔于君士坦丁堡的“西方”形象。尽管16至17世纪的学者们明确意识到注释法学有着一脉来自拜占庭的血统,但是大部分学者仍强调注释法学的“波伦那气质”。此种气质在19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塑造。整体来看,围绕注释法学的客观历史描述与主观历史想象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通过重现这一矛盾的形成过程,“连续性”之于当代法律史学的意义才能得到揭示。
2018 Vol. 32 (6): 114-126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文学
127 陈奇佳,王丽
占有及其限度——论吉拉尔的模仿理论
模仿论长期以来始终是西方文艺观念的基石之一,而吉拉尔的模仿理论在众多模仿论中独树一帜。吉拉尔将模仿视为构筑人类存在的始基,认为个体只能通过模仿他人的方式获得自我意识。由此,他认为个人自我意识的形成必然是占有性的,人与他人的关系必然是暴力性的。但吉拉尔的这种观念或许忽视了认知冲动和游戏冲动在模仿过程中同样的主导作用,它们可能与人类的占有意识有所交集,但未必都能被占有意识所涵括。吉拉尔的模仿理论对人类认识自我的根性具有高度的启发意义,但我们亦需对其理论不够自洽之处有所反思。
2018 Vol. 32 (6): 127-135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136 王莹
文天祥与宋代自传文学的爱国主题
文天祥自传文本的诞生弥补了中国古代自传文学普世价值的关键一笔——爱国主题,充分体现了山河破碎下士大夫文人向救国武将的自觉转化,以及宋代理学对士大夫文人人格建构的深远影响,是宋代末年爱国文学高潮与个体人格表达的绝妙契合。文天祥的自传文本具有高超的谋篇之功和丰富的语言风格,呈现了家国、个人与自我三重复调并存,时间、空间与叙事三向维度合一,雄浑、悲慨与悲壮三种风格融合的艺术风范,被奉为后世爱国文学高山仰止的圭臬。
2018 Vol. 32 (6): 136-144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145 梁奇
《孟子》对虞舜孝行的书写与“忠”“孝”一体的理论构设
在早期典籍中,舜为乐官、贤臣和圣君。孟子着力宣扬舜的孝道与孝迹,突出其“父子有亲”的人伦道德规范,从而将舜塑造成“孝”“贤”“圣”三者兼具的典型形象。孟子之所以选择舜,是因为他既是天子,又有孝行见载于先前文献,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但是,当“孝”和“忠”产生冲突而不得不取舍时,孟子和孔子、曾子等先哲一样,主张取“孝”舍“忠”。孟子凸现舜的孝行孝迹,倡导崇孝与治国密不可分,解决了个体家庭形成后“孝”与“忠”“家”与“国”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孝”与“忠”相契合,以构设“忠”“孝”合一的理论体系。
2018 Vol. 32 (6): 145-151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文化
152 刘大椿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
明末清初发生的、伴随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展开的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可以称为西学东渐第一波。它给17世纪中国科技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却因各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交互作用,逐渐由“西学东渐”蜕变为“西学东源”,终致中国近代科技转型的可能性在清代中叶之后完全丧失。然而,这一波西学东渐让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让原本两个平行发展的科技传统开始交会,堪称近现代中国科技转型的前驱。
2018 Vol. 32 (6): 152-158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159 张一弛,刘凤云
清代“大一统”政治文化的构建——以《盛京通志》的纂修与传播为例
人四次纂修《盛京通志》。康熙、雍正两朝所修《盛京通志》是《一统志》纂修的一部分,地方当局通过纂辑盛京地区风土人情,体现清朝统治疆域的广度。乾隆朝纂成两部《盛京通志》则向中央典籍转型,将侧重点变为塑造清朝起源的共同历史记忆,从而构筑中央政治权威。它们共同构成了盛清时期多种面相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而作为读者的文人士大夫在阅读该书时,主要关注点却不在于政治文化的主旨,而在于书中包含的丰富知识,反映出士人对朝廷政治文化建构的微妙疏离感。
 
2018 Vol. 32 (6): 159-169 [摘要] ( 0 ) [HTML 1KB] [PDF 0KB]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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